黎红雷：新儒商与企业创新

      “企业”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其组织模式来自西方。从对人性假设的角度，迄今为止的西方企业组织理论，可以划分为 “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三种形态。总的来看，“经济人”假设下的企业组织形态，为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但由于其过分强调工作效率而忽视了人的社会的、心理的需要，过分强调制度的正规性而压抑了组织成员的自主性，实际上成为一种“没有人的组织”，从而消减了组织的活力。“社会人”假设下的企业组织形态将现实中的人重现拉回到组织关注的视野，但由于其过分偏重非正式组织而忽视了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正式组织，过分偏重人的感情和社会因素而忽视了作为人性不可或缺的理性和经济因素，而成为一种“缺乏效率的组织”。而“文化人”假设下的企业组织形态，虽然适应了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需要，但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展开和运用，仍留下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家庭的族群，儒家是世界上最重视家庭的思想学派。中国人的家庭，不仅是生儿育女的地方，而且是生产消费的组织，更是学习教育的场所。在儒家看来，家庭组织是所有社会组织的基础，家庭关系是所有社会关系的前提，家庭制度是所有文明制度的起点。 

      受此启发，新儒商立志把企业办成一个“大家庭”。企业家把公司当作“家”，把员工当作“家人”，自己则当一名尽职尽责的“大家长”。他们清醒地看到，如果老板把员工当成工具，没有把他们当成家人，他们就把老板当成提款机。所以需要大家一起来改变现状，管理者多对员工进行人文关怀和人文教育，员工多融入企业的文化与生产环境中。企业的价值在于员工的幸福和客户的感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来源于企业，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我们要创造一个和谐美好的幸福社会，推行拟家庭化的企业组织，建设幸福企业大家庭，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拟家庭化”的实质，就是借助中国传统“家庭”这一形式，在实现员工经济需求的同时满足员工的心理需求，从而实现企业情感逻辑与效率逻辑的平衡。就其把员工当做“人”而不是“工具”而言，超越了“经济人”假设的“没有人的组织”；就其激发员工对企业的责任感从而大大提升企业绩效而言，超越了“社会人”假设的“缺乏效率的组织”；就其人文关怀与人文教育相结合而言，以中国式的组织文化，开拓了“文化人”假设的视野，从而实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组织的创新。

第二，“拟亲人化”与企业的技术创新

      当代科技浪潮汹涌而至，企业的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是，一些嘈杂的声音也随之产生，例如：“被智能手机毁掉的一代”、“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小哥”、“大数据杀熟”、“个人隐私无‘私’可隐”，等等。这不禁引起人们的反思：技术创新的飞速发展，真的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了吗？ 

      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孟子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关爱自己的亲人进而关爱他人的亲人，实际上是将天下的人都视为自己的亲人。

      当代新儒商从儒家的“仁爱”思想出发，将顾客和社会大众视为自己的“亲人”，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企业技术创新观，包括创新的源泉是仁爱，创新的原则是有度，创新的目标是幸福等。

      创新的源泉是仁爱。在当代新儒商看来，技术创新带来的正向价值背后，都是“仁者爱人”的思想投射。只有尊重人的生命价值，把人的需求放在首位，才能创造出美善的科技产品。首先要有利他之心，也就是利益他人。一个企业想要成功，必须先让客户取得成功，让顾客幸福安心。其次要有同理之心，也就是感同身受，让科技向着温暖与善意生长，让冷冰冰的科技变得温暖人心。第三要有平等之心，也就是普惠大众。技术创新应该普惠大众，成为社会福利，不只为少数人享福，更要为全人类造福。

      创新的原则是有度。在当代新儒商看来，凡事都要中节有度，适度而为，过与不及皆不可取。技术创新的发展也不例外，应当合理有度，拒绝无度发展。首先是需求合理，拒绝非理性消费，反对那些以炫耀为目的、或超过自身消费能力、或无止境满足自己欲望、或对他人和社会不利的需求或消费。其次是造物合理，拒绝不利于长远。开发满足合理需求的产品，拒绝刺激人们的贪欲，拒绝开发不利于长远的科技和产品。第三，享乐合理，拒绝沉迷消耗型快乐。提倡追求成长型快乐，如运动、学习、修炼、助人等，让自己的生命不断成长，因为所有的快乐都不如生命成长的快乐。

      创新的目标是幸福。当代新儒商坚守“幸福为本”，以终为始，用技术创新更好地推动个人幸福、家庭幸福和社会幸福。首先是个人幸福，即与自我和谐。技术创新应以促进人的身心和谐为本，真正向善，不危害身心的和谐。第二是家庭幸福，即与家人和谐。家庭幸福包含：衣食无忧，身心康宁，相处和睦，传家有道等，技术创新应成为家庭幸福的促进者，而不是破坏者。第三是社会幸福，即与社会和谐。技术创新的发展应有利于美善环境的建设，避免破坏生态环境，从而造福整个社会，惠及世代子孙。

      当代新儒商“拟亲人化”技术创新观的实质，就是自觉、主动地与当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诸如“非人化”、“无序化”、“短视化”等负面效应划清界限，用仁爱之心创美善精品，为用户创造“恰到好处”的体验，持之以恒地研发创新科技，从而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营造了生机勃勃而又闪耀人性光辉的良好氛围。

第三， “拟黑海化”与企业的市场创新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商场如战场”，因此，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不可避免。西方经典的市场竞争理论是一种你增我减、此消彼长的对抗战略，企业在相对固定的“战场”之中彼此厮杀，血流成河，因此被人称之为“红海战略”。与此相对应，有人提出开辟新的市场空间的“蓝海战略”。但是，无论是“红海战略”还是“蓝海战略”，所遵循的都是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零和博弈的竞争思维。这里根本的问题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难道只有竞争，没有合作吗？“竞合”思维是否可能，如何可能？

      在这方面，古老的中国儒家“和谐共生”的思维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题，揭示了和谐的本质特征。这里所谓的“和”，指的是由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新的状态，产生新的事物。正如《国语》所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只有“和”才是产生万物的法则，而没有对立面的“同”是不能产生什么新事物的。

      新儒商吸收儒家“和实生物”的思想智慧，针对“红海战略”、“蓝海战略”，而提出了超越竞争、实现竞合、共创共赢、生生不息的“黑海战略”。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大概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产品经济，第二个阶段是服务经济，现在就是体验经济。产品经济现在已经是红海了，只做一个产品，不管到哪去都是价格战，直播网红，那么红最后还是靠一句话“全网最低价”。服务经济还有一点空间，可以有一点创造，但是真正的黑海战略就是体验经济。因为创造体验经济、创造用户需求根本不是一个产品能满足的，也根本不是一个企业能满足的，而是要变成一个生态。

      “黑海战略”，同“红海战略”、“蓝海战略”一样，都是一种比拟的说法。“拟红海化”说的是这种战略以激烈对抗为标志，结果是“胜者为王败者诛”，“战场”成为一片红色的海洋。“拟蓝海化”说的是这种战略以回避对抗为标志，不断寻找新的商机、开辟新的“战场”，犹如走向广阔的蓝色海洋；但由于新的竞争者的“尾随而至”，最终难逃染成“红海”的命运。“拟黑海化”以合作共赢为目的，创造的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并可以自我进化的生态圈，就像颜色深黑、无法被染成红色的黑色海洋。

      “拟红海化”与“拟蓝海化”的战略，本质上都是试图通过“差异化”来谋求“比较竞争优势”。而受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熏陶，新儒商的“拟黑海化”战略，并不是试图消除差异、泯灭竞争，而是将“差异”与“竞争”统合到包括顾客、同行、上下游产业链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存的生态大系统之中。“拟黑海化”战略的本质是“共创、共享、共治”，即共同创造价值，共同分享增值，共同治理商业生态系统。由于其生态系统中生态伙伴的多样性、竞争性、柔韧性和创新性，和实生物，生生不息，因而具有无穷的生命力。与适应以产品经济和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时代的“拟红海化”和“拟蓝海化”战略相比，“拟黑海化”战略更能适应以物联网和体验经济为标志的新经济时代企业战略的要求，从而为当代企业的市场创新提供了可靠的途径。

      黎红雷教授最后指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55次提到“创新”，强调“守正创新”，要“培育创新文化，营造创新氛围”，“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当代中国企业，一定要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企业创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黎红雷，男，1952年7月出生于海南琼海，中山大学博士。1982年毕业于广西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哲学博士、美国夏威夷大学比较管理哲学博士后，原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现任中山大学中外管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名誉副理事长兼企业儒学研究委员会主任，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

编辑：冯春海 李彤彤